2016年3月24日-25日，由国内一批最有影响力的普惠金融机构联合发起的第二届林芝普惠金融论坛圆满举行。论坛以闭门会形式围绕“普惠金融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主题，汇聚了国内普惠金融领域20余位一线实践领袖，共同探讨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新思维、新趋势和新模式，探索民间金融机构与主流金融机构的互补协同，整合连接各类社会资源，共同打造普惠金融生态圈。

 

本届论坛由国内领先的普惠金融集团——瀚华金控轮值主办，瀚华金控董事长张国祥主持了论坛。从今日起，小编将在本微信号以系列报道的方式，呈上林芝论坛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刚刚过去的三月，可谓是罕见的“中国普惠金融月”。先是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紧接着，博鳌论坛首日即以“普惠金融：金融的平民化”话题迅速刷爆朋友圈；然后，中国首部地方性普惠金融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破壳而出，将民间金融、草根金融从主流金融的阴影里拉到了阳光下；而在即将翻页的这一天，国务院通过的《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又送来了大礼包——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普惠金融的春天正扑面而来。

然而，几乎与博鳌论坛同期举行的一个小范围普惠金融闭门会——林芝普惠金融论坛，却提醒一线实践者仍须谨慎面对“春天里的骨感现实”，一股股“倒春寒”正在暗流涌动，只有政策的真正落地才能迎来普惠金融的春暖花开……

 

“这么多年埋头一线实干，总的感觉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不在顶层设计上，也不在一线实践上，而是腰出了问题。”3月24-25日，一个刻意低调的、由国内普惠金融一线实践领袖共同发起的普惠金融论坛在林芝举行，在听完主题发言后，与会嘉宾不约而同发出了上述感慨。

无独有偶。今年博鳌论坛上，中民投董事局主席董文标指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推行普惠金融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现有制度不支持。经济学家马光远对此判断十分赞同，在其微信公众号上甚至直陈“中国金融制度是为富人服务的”，他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革命，在中国搞普惠金融、搞金融平民化只可能是口号和乌托邦。”

“腰说”和“制度说”实际上是不谋而合，都指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传导环节出了问题。几个突出的现象反映了政策“传导”的断层：

现象一：各地对小贷公司的监管中都明确指出“小贷公司可向银行融资，融资比例一般在资本金的50%”，有的地方如深圳将比例提高至200%。也就是说，监管部门明确小贷公司可以有1.5倍-3倍的杠杆。“实际上呢，杠杆是零！”深圳市信用担保同业公会会长、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理事长叶小杭指出，事实上任何一家深圳银行都不会给小贷公司贷款融资，其他省市也同样存在“纸面上的政策”。而小贷公司没有杠杆或者低杠杆，一旦自有资本金用完，就失去了业务能力，也就失去了活力。“要发展普惠金融，能不能把现有政策真正落到实践者身上呢？”叶小杭呼吁。

现象二：事后“一刀切”监管错杀“好鱼”。突出反映在去年e租宝等P2P风暴以来，各地陆续停止了P2P公司、投资公司等开办申请。特别是“新三板”也停止了小贷公司、基金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类金融公司的上市申请。这种“一刀切”做法极大伤害了真正埋头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正是它们的创新才将传统银行的富人理财撕出一道口子，使得普通人的几百元、几千元也能得到方便快捷的理财服务和贷款服务。

现象三：政策上引导金融机构发展电子支付手段，实际上应者聊聊，各个商业银行都在减少电子支付、网络支付的额度，有的甚至要求支付平台存入高额的保证金，从而大大限制了网络支付的发展。

另外，相关具体政策在与时俱进、更新换代上的“难产”，也是掣肘普惠金融几大板块发展的“老腰病”。回顾2015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促进担保、融资租赁等行业的指导意见，并在年底最后一天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从顶层设计上勾画出普惠金融的发展路线图。就在这一年8月，业界期待已久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纷纷下发，让规矩做事的老实人们终于看到了“未来怎么走”的曙光。但遗憾的是，8个月过去了，仍就“只闻楼梯响，不见‘政策’来”。而目前规范这两大行业“怎么走”的政策文件分别是2010年3月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及2008年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两个政策在当时出台时就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么多年没更新，使老实人无所适从，却让短期套利者很享受。”有嘉宾指出，担保、小贷行业近几年出现的行业洗牌情况，以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昙花一现般的繁荣，都和政策的滞后有很大关系。而山东率先出台了国内首部地方金融条例，正试图从地方的能力范围内改变这种行业企业的无所适从感，但是全国的“一盘棋”走法更关系到“全局赢面”。

以上典型现象突出反映了当前普惠金融政策不落地的“三大腰病”：

第一：纵向上，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难以落地生根”；

第二，横向上，不同金融监管部门各管一块，在普惠金融方面难以有效协同；

第三，操作层面，政策在主流金融机构与新兴普惠金融机构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贯通交融”。

实际上，这三者通常“共振发生”，使得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出现“大脑与腿脚不协调”现象，原因就在“腰不给力”。

 

 

“推广普惠金融必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机构。”叶小杭指出，“一行三会”监管下的传统主流金融做不来普惠金融；而以担保、小贷、融资租赁、典当、创投、互联网金融等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机构，天生就以中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是一直践行“普惠金融”的生力军。广东中盈盛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也强调，民间金融就是普惠金融。而这些新型普惠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最大创举。

这也正如马光远认所指出，过去30年中国金融业最大的成就不是存量的改革，而是增量的成长，大量的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尽管很多野蛮生长，但充满了力量。

事实上，正是这些“增量金融”的出现，充当了中小微企业的“输血泵”，切实解决了融资难问题。其作用规模可从统计数据窥见一斑：截至2015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而全国担保公司已达1万余家，担保余额接近2万亿元。虽然整体银行业对于小微企业的23万亿元贷款余额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但是仅以小贷和担保为计的3万亿元余额，足以显示其已成为普惠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

另外，从主流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天然属性上看，也更显示出民间金融在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主力军作用。传统银行吸收老百姓存款，其放贷业务首先考量的是风险可控性。而中小微企业贷款天生就相对高风险，并且运营管理成本较高，基于同样的成本收益考量，银行自然趋向大企业。因此，让传统银行直接普惠中小微企业，就会出现“强扭的瓜不甜”。

中国小额贷款协会会长闵路浩特别指出，小微企业单体风险高，国外一般都遵循“大数原则”，即将不良控制在某个范围内即可，但是我们传统银行遵循一单一追责，这与小微企业风险特点相悖，“这种追责指挥棒使得大家都不敢去做小微企业，即便开设小微金融部，也收效甚微。”

同时，与会嘉宾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越来越明显的“大行病”也表示了担忧，“谈一个小额贷款的机构合作项目，居然出来七八个部门来对接，各个部门之间还打架，这让我们怎么做嘛！”

而民间金融天生就与中小微企业相匹配，这既是传统银行覆盖不到的群体，同时也给予了民间金融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之，发展普惠金融改存量难，但通过做好增量而倒逼存量改革，倒不失为一个路径。叶小杭因此特别强调，监管部门要赋予民间金融以“容忍度”，使其不断创新完善，做好做大增量，“这是普惠金融发展起来的希望。”

 

由于历史原因，以担保、小贷、融资租赁、典当、创投、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普惠金融板块，目前分属于不同的部委管理。广东中盈盛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指出，分割管理客观上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统筹发展。

目前来看，担保、小贷和P2P借贷平台的“婆家”比较清晰，归属于银监会普惠金融部管理，但是设立及具体监管则由各地金融办“各自为政”；金融租赁归属银监会监管，但是融资租赁归属于商务部管辖；典当行则归属于商务部监管；而设立创投机构一般需得到各地金融办批准……而如此“九龙治水”的局面不打破，普惠金融的发展就会停留在口号上。

吴列进指出，普惠金融规划出来后，应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协同推动机制，比如成立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工作委员会，在监管上放开各省试点，适度下放审批监管权力至地方，实行谁审批谁负责、分级分层管理，从顶层设计着力解决发展普惠金融的组织机制保障问题。“要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统一出台对普惠金融各行业板块的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确保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盘棋推进。”吴列进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担保和小贷在整个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经营、市场运作的原则，构建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中央集权制”，尽管“一行三会”形成了分业监管，但是监管审批权力始终归属于“中央”。然而，民间增量金融大量出现，“一行三会”对此产生了监管空白，使得地方获得了这一部分的金融自主权。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董事长李文峰在论坛发言中指出，普惠金融在地方发展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态势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攀升，地方金融组织盘活存量的需求十分旺盛。据统计，目前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均达421家，注册资本都在500亿元以上，民间资本管理机构达658家；截至2015年９月底，全省不良贷款余额达1219亿元，金融资产关注类3300多亿元，“这个规模对金融资产交易市场来说很可观。”

而地方要素市场的发展只是地方政府的金融冲动之一。随着金融改革力度加大，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谋划地方金融的全面发展，以支持供给侧改革、中小微企业及“双创”发展。“去年瀚华金控入股山东金交所并承担实质性运营，为上市普惠金融集团与地方金融市场合作开了一个好头。”李文峰说，山东金交所股权结构的优化以及双方业务资源的匹配整合，对双方在普惠金融上的合作发展都极具意义，也从侧面反映了地方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良好前景和机遇。

不仅在山东，近年来，普惠金融机构在北京、成都、长春、沈阳等城市纷纷与当地政府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合作形式。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北京中小企业再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恺介绍，公司与北京市政府联合成立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基金，为向中小微业提供直接融资担保的担保机构提供一定的担保补贴和风险补偿金，如今已服务300多家中小企业。  成都市信用与担保业协会会长、成都中小企业担保董事长龚民表示，公司正在与当地发改委就国家专项建设基金进行相关合作，专项基金以优先股的方式投入成都中小保，从而使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

“其实地方更需要一揽子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祥点评道，与其大家与各地方“单打独斗”的接触，不如联合起来各取所长为地方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出谋出力。他指出，供给侧改革对于普惠金融来说，是需要政府、普惠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致力共建“普惠金融生态圈”，以中小微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创新合作方式和金融服务产品，发挥各种新型金融的活力，从而将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引向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实体。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闵路浩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理事长叶小杭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俞小平

北京中小企业再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恺

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民

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董事长李文峰

洪泰基金副总裁冯志

深圳前海普惠众筹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地产与消费众筹事业部总经理李刚毅

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君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金融管理部副总经理杨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村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魏柏林

《中国担保》杂志社执行总编辑黄晴

主持人：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