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小额信贷公司协会副会长张国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立体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贷需求仍然是中国金融领域最大的市场，中国普惠金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意味着，普惠金融正迎来发展黄金时期。张国祥建议，应该遵循“中央指导、地方主导”的思路，加快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牢牢把握这一难得发展机遇。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在当前时点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张国祥：经济“新常态”下，继续稳增长面临较大挑战，而按照规划目标，“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全面消除贫困并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思路。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必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建立起立体的金融服务体系，需要让普惠金融更多服务于小微等弱势群体。简单来说，需要用普惠金融凸显“长尾效应”，放大“鲶鱼效应”，弱化“马太效应”。

　　中国证券报：作为产业而言，普惠金融具有哪些特点？

　　张国祥：对于普惠金融，我认为有三点比较重要。第一是服务对象的包容性，这是普惠金融的核心战略定位，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是普惠金融；第二是互惠性，普惠金融不是优惠金融，而是互惠金融，因为它的风险高性，不可能同时维持低利率发展，因此普惠金融更适用中利率，也就是主流金融3-4倍的利率，必须解决普惠金融的杠杆和资金来源问题，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第三是综合性，也就是要尽量延伸业务模式，提供多元化服务，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中国证券报：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张国祥：“新常态”下，小贷行业面临较大生存、发展瓶颈，经济增速下行也给金融业带来压力，普惠金融发展开始进入调整期。当前，普惠金融行业面临的问题包括机构数量多、客户数量少；单笔额度大、业务规模小；杠杆比例低、融资渠道窄；政策升级滞后于行业发展等。

　　普惠金融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业态、监管等诸多方面都面临一些问题。以小贷行业为例，从2008年全面开放以来历经8年，目前又到了一个“调整、整合、转型升级”的阶段和“再出发”的关口，需要用新思路、新模式、新标准、新政策共同来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新生态。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普惠金融的最大市场，这一市场刚刚起步，普惠金融将在数年内迎来大发展。

　　中国证券报：如何才能将普惠金融发展好？

　　张国祥：中国要发展普惠经济，一定要将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原有金融业态也和国外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盲从，而是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接地气”的政策，摸索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之路。

　　做好普惠金融，应该坚持“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核心”是指信用，履约之心和履约之力都是信用，二者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是指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包含普惠、安全、透明三方面重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要保证金融的可获得性；安全性就是要控制住风险；业务发展应该坚持透明规范。市场逻辑的宗旨是服务，要体现效率、价格、机制等核心要素，要回归简单。通过杠杆调节利率价格和结构，使之具有弹性。

　　此外，发展普惠金融要平衡四个要素——杠杆、风险、规模、品牌。杠杆要适度，需要在收益和风险间寻求平衡点，在规模的条件下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建立品牌形成信誉。在这一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发展金融没有十年之功很难做成的，需要静下心来长期投资。

　　中国证券报：目前与普惠金融相关的监管措施还没有出台，对此有什么建议？

　　张国祥：在整个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普惠金融有关内容此前一直是缺失的。我们不应该忽略市场的作用，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应该将国家引导和市场化主导结合起来，我建议普惠金融应该在适度“高门槛”的基础上开放，从政策上做到对金融业的“普惠”。普惠金融的进入门槛可以适度高一些，从而降低风险，但标准一定要统一。只要合规守法，不管国资民资，都应该一视同仁，统一进入门槛和监管标准，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这一领域。

　　现在政策制定进程相对缓慢，如果没有政策，没有系统的办法、条例、法规，那么资本就难以进入，行业就难以发展。政策制定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准入条件、行业性质、业务范围及核心的监管指标。

　　我认为，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可以尝试国家政策主导的同时，将普惠金融的监管交给地方，政策、办法、条例的制定也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试先行；甚至有一些政策可以尝试“中央指导、地方主导”，改变目前政策制定相对缓慢的情况。在一定的创新空间内，多赋予地方监管权力，好的政策加速出台，更有利于普惠金融健康发展。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不一，在中央统一标准前提下，应该允许地方创新，允许地方自主制定办法，以实现更快、更新升级。在大监管体系下，要让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结合，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一刀切模式。

　　目前中国依然存在大量资本闲置的问题，我认为，按照“中央指导、地方主导”思路，中国有望把握住普惠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